周恩来艰难岁月的北碚之行

2019-08-11 09:00 来源:雅虎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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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编辑:曾龙作者:刘新、陶用、李海林  湛蓝天空,一架直升机掠过。

(《红岩春秋》授权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发布,请勿转载)1940年秋天,蒋介石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时之间,国民党特务肆意横行,为非作歹,气焰嚣张。

当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和北碚之间的古圣寺为难童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国民党当局认为:育才学校是“红色”学校,扬言要封闭。

因此,地痞、特务多次到校捣乱。 加之物价飞涨,办学经费困难,师生一日三餐眼看难以为继。

陶行知整天穷于应付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心力交瘁,终于病倒在床。

就在陶行知一筹莫展之际,9月22日傍晚,周恩来、邓颖超在《新华日报》记者张晓梅的陪同下,专程从重庆驱车到北碚,探望正在生病的陶行知。 数帆楼——周恩来发表振奋人心的抗战演讲当时,陶行知一家已从北碚公园的清凉亭搬到文星湾的一个碉楼里居住,对于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到来,全家人激动不已,高兴万分。

陶行知把育才学校指导部主任吴勃请来,共同汇报学校的情况。

周恩来听后,分析了形势并指出:一方面育才师生要提高警惕,采取措施,有备无患;另一方面要教育师生,在极端困难的时候坚持教学工作,树立最后胜利的信心。 周恩来还建议育才学校秘密准备一条大木船,一旦形势有变,师生可乘船溯嘉陵江北上广元,再由八路军办事处帮助转入解放区。 碉楼一聚,加上周恩来一席话,陶行知不由精神大振,病痛不觉消减大半。

第二天,陶行知不顾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劝阻,坚持陪同他们到北温泉公园。

因为就在数帆楼,周恩来和邓颖超要约见刚从上海辗转来到北碚复旦大学的陈望道教授。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参与了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曾担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 1920年,是他在中国第一个完整翻译并出版《共产党宣言》。

长期以来,他都是我党的忠实朋友。 周恩来要到北温泉!陈望道把这消息告诉了住在北碚的许多知名人士。 大家闻讯赶来,聚集在数帆楼的会议室里,盼着聆听周恩来对抗战形势的分析和对策的讲述。

当时,在国际上,日本侵略者与德国、意大利签订军事同盟条约,勾结起来形成法西斯联盟;在国内,日本侵略者加紧“诱降”活动,极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军事摩擦和流血事件。

人们担忧国共合作的前景,担忧抗战的前途。 在大家见面后,陈望道急迫地向周恩来提出心中的担忧。

面对现场诸位热切的眼神,周恩来走上讲台,朗声讲道:“陈先生,各位先生,当前,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国际局势与中国抗战的问题,很显然地,这是每个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兄弟个人提出九个问题和答案供献大家参考。

第一个,世界往哪个方向走;第二个,中国向哪个方向走;第三个,欧战向哪个方向发展;第四个,日美关系向什么方向发展;第五个,苏联保持什么立场;第六个,中国采取什么立场;第七个,日本能否结束中国事件;第八个,中国有没有严重的困难和妥协投降的危机;最后,第九个答案是,中国怎样才能使抗战进步?”周恩来一口气讲完报告的提纲,大家不约而同地嘘出一口积郁心中的闷气,私语道:“这下都解决了!”周恩来不紧不慢地将问题一一讲述,有事实,有分析,有结论。

听者鸦雀无声,频频点头。 一连三个小时的讲述即将结束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抗战本身就是推动进步的基本力量……我们不必性急,在患难中能够看出谁是真正的朋友,只要全国的人民一致要求团结,齐心对付敌人,团结是没有问题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热烈的掌声久久未停息,大家如沐嘉陵江畔吹来的清风,倍感亲切和鼓舞。

陶行知听了这场报告,顿觉信心倍增,找到了解决困难的办法。

古圣寺——周伯伯、邓妈妈鼓励孩子成为国家栋梁1940年9月24日一早,陶行知执意陪同周恩来一行乘坐小木船,沿嘉陵江逆水至合川草街子,登岸步行五华里,到达坐落在凤凰山的育才学校。

他们的到来,使整个学校沸腾起来,全校师生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会。

大会主席杨秉荪,一位12岁的音乐组学生;司仪孙振侠,一位13岁的朝鲜族小姑娘,是学校戏剧组学生。

她们用带着稚气的语言主持大会,情真意切。

周恩来很激动。 他走上讲台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从战火纷飞的地区,辗转流离,经过长途跋涉来到这里的。 你们都是科学家或艺术家的幼苗,扎根在这教育的园地,有着像陶先生这样的园丁精心培养,一定会健康成长,像凤凰山的参天大树一样,成为国家的栋梁。

”邓颖超也上台讲话。

她讲述去年周恩来到莫斯科治伤,见到的苏联儿童学习生活情况,讲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勉励大家好好学习,创造美好未来。 散会后,同学们簇拥在周恩来和邓颖超身边,请求“周伯伯”“邓妈妈”题字留念。

周恩来在孩子们的本子上写上同一句话:“一代胜似一代。

”邓颖超写的是:“未来是属于孩子们的。

”周恩来和邓颖超这次到育才学校,在古圣寺住了两天,白天分别给老师和同学们作报告,观看同学们专门排演的音乐、戏剧节目,晚上召集中共育才学校支部会,研究和安排应变计划,布置如何转移的准备工作。

同时,他们还特别关心李远芃(即后来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学的生活学习情况。 邓颖超请《新华日报》记者张晓梅拍下了她与李远芃的合影,留下永远的纪念。

9月26日,周恩来、邓颖超返回重庆后,立即从自己并不宽裕的生活费中给陶行知寄去400元钱。

特别注明捐赠给育才学校,为同学们购买体育器具之用。

这400元给育才师生极大的鼓舞。

育才学校在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处境更加困难,但这丝毫不能动摇陶行知办学的信心。

他在1941年4月的一次学校朝会上讲道:“由于物价飞涨,反动派的封锁迫害,学校经费已临山穷水尽、难以维持之境。

但为了人才幼苗的培养,我不怕反动派的恐吓、威胁。

除非中华民族都没有饭吃了,那时也只有大家饿死。

育才一定要办下去,绝没有自动停办之理。 最近有几位好心朋友对我说,环境如此艰难,丢下育才吧!你何必顶着石臼做戏,抱着石头游泳呢!我不是抱着石头游泳,而是抱着爱人游泳,越游越起劲,要游过急流险滩,达到胜利的彼岸。

”怀着坚定的信念,陶行知带领育才学校的师生,最终走过了这段艰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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